西部问题不大(除了成都、重庆外)，因为都是沙漠，工业用地有得是，在此发展重化工业没有问题，西部其实是水的问题，缺水

如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对策不是政府花钱， 而是打破僵化体制的束缚，释放民间的能量，激发市场的活力和私人部门的创造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一再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极权国家而言，政府和公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可 曾实现过社会公平？在苏哈托将军的统治下，印度尼西亚百姓能否将社会公正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在陆克文总理的这篇文章中，处处流露出舍我者其谁的英雄气概，陆先生将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升到公众之上，将政府的作用提升到市场之上，似乎只有依靠他们这些政府精英，才能解救深陷危机的大众和经济。

虽然存在着货币制度上的分歧，两个学派一致认为，必须制约中央银行，因为中央银行家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免不了要犯 错误，普通人的错误影响一个家庭，中央银行家的错误遗害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政府管理经济，最多几千官员，不可能收集和处理足够的信息，而缺乏信息就无法保证资源分配的 效率。房屋是再普 通不过的商品了，看得见，摸得着，价值的计算也不需要复杂的数学公式，可房地产市场上依然是泡沫不断。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为什么要推出刺激计划，试图恢复往日的虚假繁 荣、延缓甚至阻碍回归的进行呢？ 凯恩斯认为萧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今日西方经济的问题恰恰相反，是未来收入的透支和有效需求的超前满足。金融的系统风险归根结底在于市场参与者识别与控制风险的能力，而不是陆克文先生所指责的自由交易和复杂的金融创新。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倒是倾向于认 为，市场决定的收入比政府决定的收入更加公正，因为前者以自愿为基础，而后者必须借助强制性手段。讨伐新自由主义和罪恶的华尔街，政府不仅为自己的错误政策找到了替罪羊，而且巧妙地为大众洗刷了投机的负罪感我们创造了1000多万个工作岗位。

有人说，我们不可能在不威胁到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增长，更别提增长和财富分配的美梦了。所有这些使我们能够积累起20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让我们免受产生于资本主义中心、威胁着整个全球经济结构的金融危机的最糟糕影响。伴随着经济增长，数千万名巴西人走入消费市场。当我就任总统时，我发现自己面临的不仅仅是严重的结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遗产。

我与数百万名其它工人都发现，仅仅要求更高的薪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还不够。我的童年与许多来自贫穷家庭的男孩没有任何的不同：非正式的工作。

我们将不得不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在没有损害主权的情况下，吸引了巨额外资。它还体现在经济政策、一整套的政府公共政策，及其对民权的束缚上。巴西的资本主义在当时不仅仅是低工资、有损健康的工作环境以及镇压工会运动的问题。

他们所关心的巴西，只有三分之一人口才是重要的。在过去的6年内，我们打破了那些鬼话。像巴西一样提前采用的话，它们能够确保一个更为公正和民主的社会。一个崭新、民主的全球治理体系将会出现。

作为一个被形容为新兴的伟大经济体的总统，我所能说的是我希望这场危机将会催生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的大部分州长，甚至于那些过去推行改革的，都只是在为那些少数人治理国家。

但最重要的是，我期待一个没有经济教条的世界，这种教条侵袭了许多人的思想，被当作绝对真理。但我对巴西的最好了解，来自于通过公民权大篷车与人民的直接接触，这辆大篷车带着我走访了数万公里。

在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我反复研究了我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选择，当时，我国社会徘徊在世界边缘，上演着一幕滞涨和深度社会不平等的戏剧。我们确保了全国最低工资的增长一直快于通胀率。只要以人作为本，以人为核心，人们把危机过后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叫作什么，不是我所关心之事。我成为了该工会的主席，并以这一身份领导了1978-1980年的罢工。当我是一个男孩的时候，我们家离开了巴西东北部的贫困农村，去了圣保罗。我继承的局面，不仅仅充满了实际困难，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些偏见有可能瘫痪我们的政府，并导致巴西经济陷入停滞。

它是日常生活中真实而又具体的一部分。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对我来说，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我的母亲是一位拥有巨大勇气的非凡女性，带着孩子一起背井离乡，前往巴西的工业中心去寻找更好的生活。正如我在开篇所说，我不认为抽象的概念有多么重要。

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增长，同时享受到了经济稳定。我开始经历工厂生活的现实，它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天生适合做工会领导人。

我们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4000多万人发放了救济。新能源政策、生产体系及消费模式的改革，将会确保如今受到全球变暖威胁的地球得以生存。我们要么接受全球化经济的无情要求，要么注定陷入致命的孤立。国际贸易将不会受到保护主义的影响，目前有危险的迹象显示，保护主义正在抬头。

金融部门的职能将会是刺激生产活动，同时，它将成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严格监管对象，借助认真且有代表性的组织我成为圣保罗郊区圣贝纳多金属工人工会的一员。

我们要么接受全球化经济的无情要求，要么注定陷入致命的孤立。当我就任总统时，我发现自己面临的不仅仅是严重的结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遗产。

它还体现在经济政策、一整套的政府公共政策，及其对民权的束缚上。在野时，我对我国形成了真切了解。

我唯一的文凭是机床操作员，来自于国家工业服务的一个课程。伴随着经济增长，数千万名巴西人走入消费市场。我的童年与许多来自贫穷家庭的男孩没有任何的不同：非正式的工作。但我对巴西的最好了解，来自于通过公民权大篷车与人民的直接接触，这辆大篷车带着我走访了数万公里。

我与数百万名其它工人都发现，仅仅要求更高的薪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还不够。我们国内市场的扩大，并未以牺牲出口为代价——出口额在6年内增加了两倍。

巴西的资本主义在当时不仅仅是低工资、有损健康的工作环境以及镇压工会运动的问题。正如我在开篇所说，我不认为抽象的概念有多么重要。

只要以人作为本，以人为核心，人们把危机过后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叫作什么，不是我所关心之事。工会运动对巴西社会的影响，促使我们建立了劳工党(Workers' party)，劳工党将城市和农村工人、知识分子以及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集合在一起。